清朝雍正年间，漳浦人蓝鼎元担任普宁知县的时候，这位山医筮卜无不精通的奇才曾对普宁的“地理”（风水）进行了一次上规模的修补，相关文章见载乾隆版《普宁县志》，几乎与之同时，滨海的惠来也有相关的工程在夜以继日地实施。但是，比之揭阳县在明朝天启年间就隆重推进，而且取得显著效果，时间已迟百年。

　　“揭阳多士天下都，声名籍籍南海隅”，（徐璋《送举人》）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荣耀！但从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薛守经、郑旻登科，到临川曾应瑞万历四十六年（1618）就任揭阳知县，声名籍籍的人才大县的揭阳却接连62年共20余科没有一人金榜题名。长期的欠发达，使“多士”的品牌全然褪色。邑中人士自然免不了议论纷纷，寻找原因所在。于是，曾应瑞继修建学宫之后，于学宫东侧，“重开进贤一门”。这是针对“向此门既塞，甲第渐稀”，社会各界“申辟之”的状况，而进行的一次修补地理活动。当时邑中举人宋兆禴所写的《重辟进贤门记》，对此讲得很具体、很明白。由于曾知县这一行动顺应了民心，尽管效果还未显现，但鉴于“出发点是好的”，所以，揭阳父老主动捐资在进贤门外建设“曾公生祠”以纪念他的功德。

　　六十年一个甲子，按术家的说法，也是一个大运。根据传统的经验，不管是好是歹，过了这个甲子，就会“时来运转”。但揭阳的状况是，到了天启初年慈溪进士冯元飙来任知县，距离重辟进贤门也有五六年了，期间也有柯化鹏、宋兆禴、夏光天、王宗昌等十多名举人数科会试，无一不是名落孙山。

　　这是什么问题呢？按照当时人的认识，问题依然出在地理上，具体而言，就是县城水口的平直留不住气。有效的解决办法，是用宝塔锁住元气，使之涵养县城。于是在水口外侧潮阳县境内买龟山之地建设涵元塔，其门正对西北、构成天门，远纳灵气，背挡东南，以堵巽方之缺，勿使气漏，正是继曾应瑞之后又一个修补揭阳地理的德政工程。

　　这个工程很奏效，天启末年起工，翌年，也即崇祯元年（1628），揭阳县学上京赴考的郭之奇、黄奇遇、宋兆禴、辜朝荐（海阳籍）同上金榜，而且后来都有成就，史称“戊辰四俊”。为庆祝这一空前盛事，揭阳人在宣化街（今中山路）建了高大巍峨的“龙飞首盛”坊。如果要把被涵了元气的整个榕江流域包括进来、当时的普宁学陈所献、林铭球也在本科中式，而这在普宁，也是史无前例的破天荒的盛事。

　　可以说，曾应瑞、冯元飙继往开来的修补揭阳地理是卓然有成的，曾应瑞起了铺垫、积累之功；冯元飙因势利导，促其迸发。

　　揭阳士人六十多年会试榜上无名，及至地理修补之后，蓬然奋发，是冥冥中的元气、灵气、运气来聚而催生，还是人的因素起作用？我以为可以用“相辅相成”来解释。从嘉靖末期至万历一朝，揭阳兵燹、天灾频繁发生，偌大一个地方，放不下一张书桌，何来人才崛起？但是积累的资源却不小，一旦有了适合的气候，就会脱颖而出。而天启这段时间，虽然也偶有兵事，但社会安定状况已有明显好转，所以一旦有人加以“整合”与“催化”，就有了“戊辰四俊”的产生。

　　另外，修补地理虽事近玄虚，但在科学还不昌明的时代，它对社会尤其对士子的鼓舞和激励的作用力却很大，这种精神上的支持比之物质上的援助，对人所产生的能动性发挥的作用，有时甚至出现超常规的情况。冯元飙作为天资过人的名门之后，他的过人之处，在于懂得把心理补强的功夫，巧妙地嫁接于传统的营造之上。他所建设的不仅仅是“地标”，更是催人奋发向上的“精神旗帜”。

　　所以揭阳人建冯公祠于学宫之后，韩文公祠之侧，以纪念这位对人才辈出做了重大贡献的地方官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，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举措。

　　（编辑：袁耿涛）